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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五节 做酒吧清洁工

  报社暂时还是4个版面,头版是市委书记市长的活动专版,去了哪里,发表了什么重要讲话,陪同的人都有谁。二版是部门动态,哪个局长主持召开了什么重要会议,哪个局长下乡访贫问苦。三版是专题,歌颂部门和乡镇的丰功伟绩,其实就是一句话,几个数字的事情,硬要扩充为一个整版四五千字。这些数字是否真实,恐怕只有部门领导知道。这个版面是收费的。四版是要闻,登载从网上搜索到的前一天国际国内大事。

  “也做过。现在很多酒吧都有键盘手。”我又把刚才对服务生的话对这个蓝疤痕说了一遍。

  我点点头。我没有老婆,没有人等我。我的家在乡村,家中父亲卧病在床,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我有家,但是我没法回去。

  有一天,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他穿着蓝色西裤,白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是不是他们发觉了我,是不是他们怀疑我。

  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此后,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幢大楼里曾有一群热血青年生活过。

  服务生惊讶了,他问:“什么是键盘手?”

  我莫名其妙:“张馆长是谁?”

  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下了三轮车,告诉我说:“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我会联系你的。”

  我走进了那家酒吧,那家酒吧没有任何变化,酒吧的周围还是散落着一些穿着老虎“工作服”的打手,他们夹杂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就像沙子夹杂在小米中,想要辨认都很难。酒吧里面还是那些穿着黄色T恤假扮服务员的打手。我说着东北话,说我来找工作,刚刚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

  那天晚上,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吃过午饭,我拨打了那个服务生留给我的电话,我说:“大哥,实在找不到工作,你有工作就介绍给我啊。”那个服务生说:“你过来吧。”

  主任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

  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没有人会坐三轮车。看到我迟疑,他说:“上火车的时间还早,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的风景。”

  我说:“我还不知道。”

  两天后,我来到这家县级报社上班了。想起当初从北方县级公务员,来到南方县级报社当临时工(那时候的报社很少签合同,所有聘用人员都按照临时工对待),感觉命运真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祈求了,我只盼望着能够多赚钱,给家中多寄钱,能够让自己的生活稳稳定定,我就彻底满足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的火车,然后,来到了那家报社。

  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

  主任苦笑着:“我要先回家了,老婆一直在家等着。我有了好去处,会通知你。”

  我想起了当初在北方县城当公务员的日子。那时候,每年11月,就会召开一个由全县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内容就是征订报刊,县级的日报必须订阅,必须完成多少份的订阅,这些钱可以在县财政报销。其实,县级报社为什么富裕?富裕的原因就是财政拨款,自己创收。想想看,这样的经营模式,想不富裕都难。

  我说:“像你们这样辛辛苦苦地等人来喝酒,能赚几个钱?俺们老家那旮旯都是带人进来喝酒的。”

  副总编头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光秃秃的,就像是葫芦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副总编头颅又圆又大,像地球仪一样压在细细的脖颈上,让人担心随时会被压折。这副形象完全就是影视中经常出现的黑社会老大。可是副总编态度很和蔼,笑容可掬,谦谦有礼,实在对不起他这种威猛的头颅和发型。一副近视镜架在他敦敦实实的鼻梁上,显得很滑稽。

  只是有时候,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向哪里?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后来,有人默默离去,有人默默相随。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议说:“吃顿饭吧,吃完饭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炒了几盘菜,一大盆米饭。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

  蓝疤痕的眼光像毒蛇一样,散发着瘆人的光,他问:“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而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

  我答应了。直觉告诉我,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当天中午,副总编叫来了采访部正副主任一起陪同我吃饭,那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的喉结不由自主地蠕动。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些了,那亮灿灿的红烧肉,流着油汁的鸡块,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挪不动一寸。可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汹涌澎湃的食欲,强行咽下奔腾而出的唾液。我想:咱是文化人,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样子,不能让人笑话。

  副总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很诚恳地说:“留在这里吧,我们马上就要改版,要由4个版面增加到8个版面。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

  我感到很失落。一名服务生送我走到甬道,突然说:“兄弟,留个电话吧,交个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有了好去处也告诉哥们儿一声。”我想把传呼号码留给他,突然又觉得不对劲,因为传呼号码曾经留给过酒托。也许他们对每个蠢鱼的联系方式都有“备案”。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父母这些,我不能让父母替我担心。每次往家打电话,我都会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很好,让父母放心。

  我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我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豁然开朗。

  人生又是一辆长长的列车,在起点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他们和你一起开始这段旅程,而在每一个车站,都会有人下车,你无法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下车的人。你也要下车,但是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车站下车,会在城市车站,还是小镇车站,还是荒山野岭的小站。你也不会知道是你一个人下车,还是和别人一起下车。

  我点点头。其实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的报社招聘还没有通过电脑实行,招聘的方式也很原始,一是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二是依靠人介绍,三是从自己找上门的人中筛选。

  一名服务生说:“我们不要人。”

  报社这次招聘了十几个人,而报纸还没有扩版,新来的人整天无所事事。我向赵总提出,想把酒托的暗访做完。赵总很感兴趣,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他特批了500元的活动经费,让我打入酒托内部。

  原来,每一个上门找工作的人,他们都会拒绝,但会要你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他们跟踪你,看你住在哪里,看你接触什么人,等到觉得你值得信任时,他们才会联系你,让你来上班。

  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我点点头。

  他问:“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做过接待,还做过服务员。”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知。人生很残酷。

  我说:“我以前在酒吧干过,还当过键盘手。”

  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元,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法庭强制执行,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

  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我听到他在叹气,声音很轻,像飘落了一片枯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我说:“以前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这本是才买的旧书。”

  那家报社宣布破产了。

  我说:“没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你不带我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

  这种充满了垃圾内容的报纸天天出,而领导们的讲话天天都是重要的,部门的会议也天天都是重要的。这样的报纸不到一分钟就能翻完,而文字读不到三行就让人脑壳疼痛。这样的报纸有人买吗?报社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经济实力?不但盖了这幢高达十层的楼房,而且每个人的工资都很不错。

  他说,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那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

  坐在三轮车上,他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就说:“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慢慢骑。”

  “干过什么?”他的眼光步步紧逼。

  副总编带着我从报社一楼走到三楼,从总编室走到了采访部。他指着采访部里一张空着的桌子说:“你来了后,就坐在这张办公桌旁。”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蝇王》的长篇小说,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男子笑着说:“看得懂吗?”

  “刚才你还说什么键盘手?”

  主任说:“真对不起你,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

  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他走进了候车大厅,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走进去。

  有一天黄昏,我刚刚接过三轮车,骑行在大街上,还没有接到一单活,突然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约我拉东西。自从走上职业化三轮车夫的道路后,我也开始派发名片。

  服务生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他让我明天打他的电话,他说他觉得我人不错,值得一交。

  这个男子已经纯属黑社会了,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邪气和杀气,让人恐惧。他和我们副总编不一样,我们的副总编只是貌似黑社会,虽面目凶恶,但内心善良。

  那天晚上,我插紧了房门,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非常紧张。本来想换一家旅社,却又心疼这几十元钱。快到半夜的时候,我还是睡不着觉,后来,我找老板换成了楼下的房子。如果他们来到这家旅社找我,如果他们上楼,一定会从我的门前经过,我会趁机走脱。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来到报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所谓设备,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工作人员将门封了,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墙壁上,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上面写着:“某某,上班迟到,扣50元;某某,版面错别字,扣50元……”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越没有钱,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而没有钱发,也就无所谓了,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

  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让我又黑又瘦,但是身体很结实,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会光着上身,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困倦的时候,我会坐在车上,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我的嗓门也洪亮了,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会骑着三轮车以最快的速度和别人抢生意。我也习惯了别人的冷淡和嘲弄,别人用脏话骂我,我的心中不起一点波澜。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那时候本山大叔和范伟大哥们在电视上推广东北普通话,喜欢他们的人都能讲上几句东北话,而我天生有语言天赋,一种方言学上几天就能讲得像模像样、以假乱真。酒托们讲东北话,酒吧里的打手们很多也讲东北话。后来我才知道,酒托这种黑社会性质的行业,也是从东北逐渐蔓延到全国的。

  我感到很意外。

  酒托的背后是黑酒吧。黑酒吧和酒托沆瀣一气,坐地分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分赃的?

  到现在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一路都有人跟踪。如果当初我没有对这家酒吧进行暗访,不知道“老虎服”的标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身后一路都有人跟踪。

  副总编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他坐过你的三轮车。”

  电话拨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我几乎忘记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

  饭桌上,我才知道,副总编姓赵,两个主任,正的姓孙,副的姓王。这家报社的总编社长一人兼任,平时很少来上班。

  我说,愿意。

  服务生说:“你等等。”然后,他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里。

  又听说投资方广告公司把那几个月的广告费都收入了自己腰包,报社宣布破产后,这家广告公司也人去楼空,负责人携款潜逃。

  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

  从酒吧里走出来,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天快黑了,为了省钱,我住进了小巷深处的一家小旅社。上了楼梯,走进房门,打开窗户,突然看到了窗下有一个人走过,穿着“老虎”工作服,还似乎不经意地向楼上望了一眼。

  哦,原来那个50多岁的男子,要求我送他去火车站的男子,就是张馆长。副总编说:“他是我们这里文化馆的馆长。”

  我心头一热。其实这是他们招人的步骤,那时候我全然不知。他们组织太严密了,稍有不慎,就会被发觉,惹来杀身之祸。

  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拨打电话。

  我装出很害怕的样子,躲闪着他的眼睛,其实那时候真的有些害怕,我说:“去了几家酒吧,人家都不要人,就来你们这里看看。”

  后来,这张饭桌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生活还好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应该结婚生子了吧,祝愿他们家庭幸福,也祝愿他们生活都好了起来,不再忍受贫穷。

  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驶,路边不时有携手并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域,几十万人,又会有多少新闻需要每天报道每天出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除了浪费纸张和油墨之外,还制造了大量的废纸,让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笑逐颜开。

  男子感到很惊讶,但是他没有继续说《蝇王》,他说:“我想去火车站,去不去?”

  我说:“我没有电话。”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做这些。”蓝疤痕说得一本正经,“你走吧。”

  我专门剃了一个光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两颊也长出了肉,皮肤也变白了,估计那家黑酒吧的人不会认出我来,他们每天会接触多少人啊,肯定早就忘记了我。我又回到了省城,准备打入那家黑酒吧上班。

  那家报业有一幢十层楼房,楼下的几层是他们的办公室,楼上的几层租给了安利公司和几家保险公司。我真没想到一家县级报社居然有这样的实力。在大堂填写好了资料后,保安将我带到了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

  蓝疤痕问:“以前干过?”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凭我的实力,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然后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意志战胜一切”的房间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我会问些什么呢?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按照路程的长短,他应该给我10元钱,但是他给了50元。我说我没有钱找你,我只要10元钱。他说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很多驿站,当你告别前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驿站的朋友;当你到达下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驿站是什么样子,又会结交哪些朋友。

  副总编说:“你的情况,张馆长都向我介绍过了,今天让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这里怎么样?”

  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脸上有几道蓝色的疤痕。后来我想,这个男子可能是被人控制后,用小刀在脸上划了几道,然后洒上蓝墨水,后来就成了这几道蓝色的疤痕。

  于是我就说了那天晚上的奇遇,我在路灯下看书,我拉着张馆长沿着江边大道骑行,我说起了我当时的处境。

  我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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