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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吟》:第十三章 兵临城下

  窗棂上有一只南方特有的巨大的越冬蚊子在吃力地爬动,细长的腿伸向前边左边右边探探摸摸,犹豫不定。它大概看到窗外有阳光,试图飞出去取暖,不知道这透明的玻璃是钻不过去的。这只幸运的蚊子,曾经平安地度过了漫长的寒冬,也许麻痹大意出来得太早了,竟会在春暖花开以前挣扎不过去,遗憾地死在这窗棂上?

  蚊子的动作没有声音,整个房间也没有声音。陈镜泉政委刚刚放下电话,手还没有从电话机上移开,在微微发抖。他的秘书徐凯惊疑地站在旁边注视着首长的表情,两人谁也不说话。电话来自北京,指定要陈政委亲自接听,通话的时间不短,内容肯定非常重要,因陈政委那颤抖的声音和负罪的态度是很少见到的,放下电话以后,像这样痴呆地站着也是从未有过的。

  “什么事啊?”徐秘书谨慎地小声问。

  陈政委移转身,坐进沙发里,继续凝神。

  过了许久,秘书又问:“什么事啊?”

  陈政委仍旧没有说话,徐秘书只得静静地站着,等候首长开口。

  “你坐下。”政委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

  徐秘书轻轻移动步子坐下来,侧身望着政委。

  “看样子,这回他要完了。”政委说。

  “谁呀?”

  “彭其。”

  “有些什么指示下来?”

  “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批评我们麻木不仁,没有路线观念;还指示我们……”政委竭力回忆原话,“指示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还有……”他声音发抖了,“对我个人也提出了要求,要接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考察。”

  “我去把专用记录本拿来?”徐秘书说。

  “对,快拿来,要把原话记上。”

  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拿出一个专门记录上级首长电话的保密本来,抽出钢笔写上日期、时间、来话人姓名、受话人姓名,便静等着政委从头开始回忆。

  陈政委看来已有点未老先衰了,记忆力相当不好,每回记出一句话来,总叫秘书先不要记上,揣摩半天,确定是不是原话,要十拿九稳才往上面写。这样,整个电话内容用去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回忆起来记录清楚了。

  徐秘书把本子一合说:

  “原来也并没有说要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怎么现在……”他有点胆怯,经过一阵迟疑,终于勇敢地说出来,“怎么现在又来了责问呢?”

  “是啊,看起来……我……太不敏感,太……迟钝,也太……太爱按常规办事了。”

  徐秘书本是有看法的,但不便过多插嘴,只是听着。

  “现在的斗争形势变了,工作方法……也要变,也变了。要透彻领会意图,光看字面上,言语中间,不行,不行,不行了!没有向你交代,你就以为不要督促,这……这就是麻木不仁,就是……没有路线观念。看起来,意思是要你们自己主动。不一定都要向你交代,你要表示自己有一颗忠心,就要主动去打击……打击那失去信任的人。我今天……才晓得,不敏感,太迟钝,跟不上形势了!……唉……!”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秘书担忧地说。

  “你年轻,你头脑敏感一些,你好好把那些原话嚼一嚼,把味道都告诉我。这一回一定要透彻领会,领会透了再看怎么办。你好好看看吧!我现在有点头昏,要静坐一阵。”

  “您是不是又感到身体……我找医生来吧?”

  “不,不要去找,你赶快做你的事吧!”

  “身体不行要早看,别等到……”

  “不要讲话了,你不要讲话了,我坐一坐就会好的。”陈政委靠在沙发里半躺着,闭上眼睛,健全的右手搁在沙发扶手上,左边的空袖筒,上半截直垂下来,下半截搭在扶手上,人不动,它也不动。

  徐秘书翻开专用记录本,反复默念着刚刚记下的电话内容,从字面上和字里行间以及文字的背后、反面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而转头看看身边的首长,脸上流露出怜悯之情,又不好唉声叹气,又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不平和同情,只能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客观严格地进行工作。他深知任何感情的因素都是不能带到工作中来的,凭感情办事不仅可能受到首长的责难,而且有时也可能影响到首长判断事务的正确与否。秘书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机械、严肃和要求精密的工作。徐秘书至今感到适应这门工作有点吃力,虽然明知不能带感情,有时仍旧避免不了,只是尽量选择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就是了。他年纪很轻,是个工科大学的肄业生,应征入伍,当了四年雷达兵,又做了三年的秘书工作,比起邬中来,没有那样精明,但小伙子好学认真,进步挺快,在秘书们中间他是最虚心、最老实的一个。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效率仍比其他人低一些,但这点无妨,因陈政委的个性也是不喜欢快的,宁肯慢一点,要搞得稳妥一点,徐秘书便正好投合了他的胃口。年轻的秘书也已经二十六岁了,首长曾经征求他意见要不要给他找个对象,一提起他就脸红,连说:“不要,不要。”自称:“还小呢!”你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像小学生坐在考场里一样,看一看,想一想,没有写什么字,大概全记在心里了。“你搞出点眉目来了吗?”政委闭着眼睛问。

  “您好些了?”秘书反问。

  “好些了,听你讲讲看。”政委单手撑着扶手坐直了一些,转头望着徐凯。

  “我不知道对不对……”

  “讲吧!”

  “您刚才说的没有错啊!确实是那么回事。”徐秘书抛弃了所有顾忌,将自己的心得全部谈出来,“我想起那次北京的会议对彭司令员的评价是:‘有一些初步认识,但态度欠端正,回去边工作边想想自己的问题,想到什么,写信来也可,人来也可。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个话灵活性很大。也可以重点注意‘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一句,也可以从‘有一些初步认识,态度欠端正’这里面多想想没有说出来的下文。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应该注重认识只是初步,态度还欠端正这一面,而不应该以为实在没有就算了。还告诉你‘写信去也行,人去也行’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呢?这是就犯错误的当事人而言。旁人呢?跟他在一起工作又深深了解他情况的人呢?就是说政委您,也以为他算了,跟他和平共处。这就是上面说的麻木不仁。党委呢?你们的书记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是带着这样的结论回来的,你们还像过去一样尊重他,听他的摆布,不与他进行斗争,这也就是麻木不仁。另外,前些时候江部长从北京回来,曾经带回来一种暗示,说上头对彭司令员的态度很不满意,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了,根本不要抱着‘算了’的幻想,赶快同他进行斗争。但我们还是没有动,可见麻木不仁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电话里在‘麻木不仁’的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路线观念’,我看这句话不能小看了,如果是对一个普通战士说‘没有路线观念’那么今后就把路线观念建立起来就是了。对于高级干部,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

  “对,对,对!”政委接过话来说,“你革命那么多年,你了解党内斗争历史,你应该深知‘路线’二字的真实含义,可是你却没有这个观念,这意味着什么呢?是真正没有路线观念吗?表现出没有这个观念,就是有另一种观念,头脑不是空的嘛!你既然没有正确的观念、态度、立场,那你是什么呢?是属于哪一边的呢?”

  “还有,”徐秘书继续说,“今天的电话要求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来,很容易做到,开上一两天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真是这么提提意见就了事,那以后更不好交账。问题摊开,可以理解成就把发生的事情原本讲给大家听,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也可以理解成,摊开问题起一个发动群众的作用,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面。发动群众干什么?要求彭司令员听听这些被发动起来的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是就事论事地批评他一下,也可以是认为他根本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于是就要对他展开新的斗争,要把他斗得老实起来,交代彻底,大家再也没有意见了才算完。大家对会议抱什么态度,取决于主持会议的人怎么动员,怎么引导。简单地说,这次会议可以开成一般的听取意见会,也可以开成斗争会。看样子,需要的是后一种会,而不是前一种会。光听听意见解决什么问题呢?何必要开全会呢?而且,就是斗争会,也还要斗出成绩来,成绩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最后能不能……”

  “你说下去。”

  “政委,我怕,我不忍心说出口啊!”秘书忍不住流泪了,慌慌张张掏出手绢来揩了揩,“唉!没有想到,司令员他……他这回过不去了!”说不下去,停了停,勉强控制住感情,又说,“就是这样,要千方百计把他打倒,打倒了,会就算开好了,打不倒他,会就失败了。我看结论就是这样。”

  “你等一等,我……安静安静。”陈政委抬起手来把眼窝按了几下,强忍住没有失态。

  徐秘书停止说话,恍恍惚惚地走去在政委的茶杯里添满开水,端过来放到侧面茶几上,重新坐在原处,叹了一声呆着不动。

  “你还是讲吧!”政委说,“你从旁边来看,分析分析,有好处。”

  秘书稍事回忆,接着说:

  “最后一个内容是,要您接受考察。这个话很清楚,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斗彭,你去表现自己吧!看你怎么表现。为什么要考察你呢?因为在去年的‘罢官夺权’斗争中,你是暖昧的,你那份没有拍出去的电报还是一笔账欠在那里;前段对彭的态度又是暖味的,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好,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目前摆在面前的,有两种结局:要么倒一个,要么倒两个。彭,是倒定了的,陈,就看你的态度,积极,斗彭,陈可能保住,不斗,彭、陈一起倒。陈是不能代替彭的,不能说,让我倒,让他留着吧!这种谦让是没有用的。我考虑,这个电话的实质就是这样。”

  “就是讲,我要想不倒,就必须把彭打倒?”

  “是的。”

  “我必须动员大家想尽办法来把他掀翻?”

  “唔。”

  “我除了这条路,再没有路走了?”

  “余下的,只有垮台的路。”

  “垮台是什么味道?”

  “那……”

  “是反党分子吗?”

  “也可能叫‘三反分子’。”

  “还有没有党籍?”

  “靠不住了。”

  “让不让你退休?”

  “现在不会同意的。”

  “我只有一条路了,只有一条路了,我在战场上几十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死死的围困。这比那战场上的围困厉害得多啊!这是政治重围,政治重围,兵临城下了!……唉!……”

  “政委,”徐凯内疚地说,“我……可能分析得不对,可能太绝对了。”

  “不,复杂的斗争也把你的分析头脑锻炼出来了。你的分析完全是对的。”

  “可是,”徐秘书说,“我做出的结论非常可怕,连我自己都胆战心惊。在我的结论当中,等于是把彭司令员枪毙了,等于是把您逼上了悬崖。这个结果是冷酷无情的,但是我,从心里……接受不了。我在您面前说,无所顾忌,我有点温情主义,我同情他,也为您很难过。政委,我……我年纪太轻,我感到自己还干不了这样复杂的事,您能不能……?”

  “你想离开我?”

  “我……”他很难出口。

  “你走吧!警卫员也走,厨师也走,司机也走,大家都能走,只有我走不脱,没有地方走。”

  秘书缄默。

  院子里响起一阵毫无收敛的大笑声,徐凯侧耳听听说:“江部长来了。”

  “你出去一下,”政委说,“叫他现在不要进来,说我身体不舒服,有事叫他等一阵。”

  院子里,陈小炮打着赤脚,裤管卷到膝窝下,头上包一条毛巾,举起锄头正在挖土。江部长走进岗门,老远就哈哈大笑走近陈小炮说:

  “小炮,你在演兄妹开荒啊?还有哥哥呢?”

  “哥哥画画儿,他靠画儿吃饭。”

  “那你就靠种地吃饭?”

  “是的,我自己种,自己吃,吃不完的才给别人吃。”

  “你会搞吗?”

  “警卫班有师傅。”

  这时,徐秘书已走下楼来,与江部长打了个招呼说:“政委身体不太舒服,要稍微休息一阵,您有事请等一等。”

  “好,我不急。”江部长说完,在陈小炮的地边蹲下来。“小心脑袋!我这锄头可不长眼睛的。”

  吓得江部长连退数步,又哈哈笑了一回,把肩上一个时髦的黑色人造革背包取下来,拍了拍说:

  “小炮,又给你带吃的来了!”

  “有吃的欢迎!”陈小炮不停止挥锄。

  “还有玩的呢!”

  “玩的?啥好玩的?”

  “你休息休息吧,上楼去拿给你看。”

  “我就完了,等一等吧!”

  陈小炮加快挥锄,弄得泥上四溅,竟有一小团掉进江部长衣领里面去了,江部长放下提包连忙抖衣服,把小炮乐得大笑起来。不久,她的地挖完了,将锄头往墙边一扔,拍拍手说:“上去吧!”

  江部长跟着陈小炮上了楼,走进她的房间,见房里整齐有序,感到吃惊。

  “小炮,你最近请了个保姆吧?”

  “这么大人了,为什么还要靠保姆?”

  “房间里整齐多了。”

  “靠自己,偌,就这双手,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有志气!”

  “有什么吃的快拿来吧!”

  “你这么性急呀!”

  江部长坐在椅子上,扯开了拉链,搬出来一个相当大的硬纸盒。

  “这么多!吃得了?”小炮惊呼。

  “哈哈!你吃吃看。”江部长打开纸盒,搬出一样东西来。原来是一门炮,玩具火箭炮。高低机,方向机,瞄准镜,击发按钮,火箭,靶子,样样俱全。

  江部长说:“你不是叫小炮吗?我就送你一门炮,好不好?”

  “这玩意儿倒有点意思,”小炮高兴地凑拢来,“能打吗?”

  “当然能打,不能打还叫炮?”

  江部长耐心地把炮安装起来,将靶子——一副单杠上挂着两个戴钢盔的木板人——放在三公尺远的前方,一边讲解,一边操作,开始了实弹射击。

  “你看,这是瞄准镜,中间有个十字叉,要对准前面的瞄准具,再对准单杠上的人,三点成一线,这是摇升降的,这是摇方向的,看看,对准了没有?”

  “对准了。”小炮瞄了瞄说。

  “好,再把火箭装上,先装上火箭再瞄也可以,检查一次,有没有移动位置,行了,开炮吧!按这里。”

  陈小炮将炮钮一按,火箭立刻直射出去,叭的二声,戴钢盔的小人便翻个跟斗倒立着了。

  “嘻嘻!有意思,有意思,我再来一下。”

  陈小炮高兴得手舞足蹈,接二连三不知疲倦地当起炮兵来。江部长张着大嘴笑个不停。玩了一阵以后,又开始拿吃的了,像上回一样,也是一个用透明塑料纸裹着的硬纸盒。

  “是什么?”

  “蜜饯什锦果。”

  “好极了!”

  陈小炮把盒子接过来,又往枕头底下一塞。无论玩的也好,吃的也好,她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并且连谢谢二字都没有。好像江部长是个小商贩,小炮是用钱从他手上买的,买卖做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房门被徐徐推开,陈政委站在门口。江部长立刻起身叫了声“政委”。

  “到办公室去坐吧!”政委说。

  “好。”

  “你又给她带什么来了?”

  “一个玩具,一点吃的。”

  “不要这么就着她来,这么大了,又是玩,又是吃。”

  “那不要紧的。”

  说着话,他们走进了办公室。

  “已经给你泡了一杯茶,在这里。”陈政委指了指茶杯,自己先坐下,然后吩咐江醉章,“你坐吧!”

  “好。”

  “你这回去北京,是哪一天回的?”

  “回来好几天了,一些啰唆事拖住了,没有及时来汇报。”

  “文章怎么样?”

  “文章放在那里了,行不行,再说吧!”

  “你在北京还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

  “消息?”江醉章装着糊涂说,“造反派那些消息?”

  “不,跟我们有关系的。”

  “噢!别的没有听到什么,只是,还是过去那个说法,好像对彭司令员的态度……”摇头。

  “唔。”

  陈政委沉默。江醉章不断偷看他脸上的表情,拿出一支烟来点着,又把烟缸从茶几的下一层搬到上面一层来。只顾抽烟,不主动讲话,像是在等着陈政委开口。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没有?”政委问。

  “我……主要是看政委有什么指示。”

  “你就没有讲的了?”

  “我……”他摇头,“没有。”

  “文工团抓了那些人,你怎么想?”

  “首长决定要抓的,我们照着执行就是了。”

  “查了几天,查出什么问题来没有?”

  “好像还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明天要把人放掉,你去跟他们谈谈,一个个地谈,要他们接受教训,不再这样搞了,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是。”

  “他们那些材料处理了吧?”

  “处理了,早就处理了。”

  “要多管一管文工团,你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又要放手发动群众,又不能完全不管。”

  “是,我过去管的不够。”

  “另外,你是党委委员,我告诉你一件事。北京来了电话……”

  江醉章脸上做出了敏捷的反应,特别注意地听着下文。

  “……要我们召开一个党委全会,”政委慢慢地说,“把彭的问题摊开来,听听委员们的意见。”

  “是今天打来的电话?”

  “唔,就是刚才。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江醉章迟疑地说,“没有好好想过,政委您看怎么搞法呢?”

  “会是肯定要开的。”政委说。

  “那当然。”

  “而且还要快,尽量早点开始,不然就被动了。全体委员到齐,起码要提前三天通知。今天下午开个常委会,明天通知的话,要在四天以后才能开会。不知常委们的意见怎么样,还要部队不出事才好。开会的时候,我想,先传达电话指示精神,让彭也听听。然后呢,委员们先讨论一下,深刻领会指示意图,同时跟彭做点个别工作,让他有所准备,再来开展思想斗争。我自己初步考虑是这样搞,还没有跟常委商量。你看这行不行?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江醉章十分谦谨地说,“政委考虑的当然对啰!”

  “那不一定。”

  “不过,”江醉章紧接着就转弯了,“现在不比平常,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有些事情恐怕不一定能那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了,群众一发动起来,很可能打破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怎么对待呢?比如,机关干部要知道了消息,贴出大字报来怎么办?文工团知道了,要来揪斗怎么办?委员们如果认为你陈政委划框框定调子,企图保彭过关,怎么办?恐怕这都是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很可能不能按照预想的计划去搞,很有可能要跟群众发生矛盾,你叫他这样,他偏要那样,你叫他不要搞的,他偏要去搞,碰到那样的情况,您抱什么态度呢?像彭一样,派兵抓人?组织一部分人去斗争另一部分人?都是不行的,如要真正实行‘正确对待群众’,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泼冷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我考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能是这样来办事。”

  “唔,”政委连点了几下头说:“你提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好,思想有这个准备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工作,机关干部也好,党委内部也好,文工团也好,都要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打乱党委的部署。你,多注意注意文工团,他们能够听你的。”

  “那很难讲,我控制不了他们,还有点怕他们,他们一发脾气,就不管你张三李四。”

  “不能够怕,就是给你戴高帽,你也要戴着高帽做工作。”

  “我尽力来办。”

  一时无话了,江醉章看样子有点坐不住,像有什么急事挂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发里磨来磨去。一看陈政委,好像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江醉章终于不顾他了,忽地站起来说:“政委,我走了。”没有等政委说是与不是,他已经走出了门,也不再跟陈小炮告别,急步下楼去,匆匆出了小院门。

  陈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后,自语了一句:“他这是什么意思?群众……群众……群众会怎么样?会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战友,四十年同路走过来的老战友。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来:

  彭其十五岁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他自己养活自己。一无田,二无土,租了人家的柴山来学着烧炭,像野人一样,住在山上的窑棚里度过了好几年。陈镜泉比他幸运,双亲都在,还读了四年书,但后来因缴不起学费,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条门路,正好彭其来邀他入伙,条件是,彭其教陈镜泉烧炭,陈镜泉教彭其认字。在山上朝夕相处整整三年,文化水平相等了,烧炭的本事也相当了。有时用绳套套一只鹿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时挖几个笋子煮白水,一样吃得香。那年搞农会,两兄弟商量下山来入了伙,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小,又能写标语,又能算账;又会烧炭,给自卫军打梭镖,什么事情都干过。每天夜里,两人头挨头睡在一起,谈起共产来想得天花乱坠,好像明天就是共产世界了。后来听说共产还并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杀头。兄弟俩实在太喜欢那个共产世界了,便决心不顾一切,一定要干到底,谁也不许半路开溜。为了建立一种信用,用鹿皮做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针我一针,一天缝几针,便把它缝好了。又用扒火的铁筷子烧红,在鹿皮荷包上烫了几个字,左边:“努力共产。”右边:“努力共产。”中间:“死结同心。”用剪刀从中间一剪开,便成了两个皮荷包,每个荷包上都有半个“死结同心”和一个“努力共产”。剪开鹿皮荷包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这一世,我们兄弟砍头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饭各一碗,无米两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结同心。”

  现在,革命革到底了吗?可是那死结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时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轻的时候心地也真单纯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青年时候的盟约,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双方的处境都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会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儿戏,不可认真。而彭、陈两个的同心,实在与一般的儿戏不同。四十七个只剩了三个,这对同心还没有散,多不容易啊!同心的目标是要努力共产,共产还没有实现,工作还同在一起,大可以继续努力干下去,这样宝贵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同心,为什么也要遗忘,也要叫它散了呢?陈政委想起这些,难过得心如刀绞,想去找谁说说话,又无人知道这一段历史,只有那胡连生是可以说说的,他又成了“疯子”,难道还能找彭其去说这个吗?那就真正是小孩子了!他产生了一种古怪心情,好像庙里的孤僧一样,寂寞得不知怎样打发日子,竟毫无目的地敲开了儿子小盔的门。

  小盔埋头在画石膏像,见爸爸进来也不理睬。陈政委看着他画了一阵,忽然提出说:

  “你画个烧炭的试试看。”

  “什么烧炭的?”

  “就是那山上烧柴炭的,搭一个人字棚住上,在里面烧起火,一条鹿子腿,腌了盐的,用藤条吊在火上烤,烤得喷香,两个青年人,一个撕一块肉在吃,还抢,你抢我的,我抢你的,笑得要死。”

  “这我画不了。”小盔说,“美术是空间艺术,不是时间艺术,还要画出过程来,不成了动画片?”

  “什么空间时间!”政委感到扫兴,自语一句出了门。他慢慢地在走廊里移步,感觉到走廊很宽,又很高,回声嗡嗡地响,像教堂一样,特别令人寂寞,又特别瘆人,还使人特别感到空空荡荡,有点心慌。实际上,这个走廊的高度和宽度都根适宜,只是今天随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罢了。政委害怕这个走廊,便躲进小炮的房间里去。小炮在那里穿针引线,咬着牙干得正起劲,一定要把自己那双裂了口的解放鞋补好。政委没有对她的行为产生兴趣,不觉得这样很好,也不觉得这是多余,痴痴地望着她穿了几针,突然问道:

  “小炮你也跟别人结过什么同心吗?”

  “什么?铜心?”

  “咹。”

  “还铁心呢!铜心!”

  陈政委没有笑,像耳聋听不见似的,觉得无味,站起来又走,只得仍旧走回办公室,这里站站,那里站站,最后决定去摸电话。好像那电话是漏电的,把手一伸,又收回来,又一伸,碰了一下,又收回来。后来还是勇敢地抓了起来,拨了号码问:“彭……彭……”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响起了邬中的一串机关炮似的回话声。

  “是政委吗?司令员暂时不在这里,不知到哪里去了,只说叫我守电话,没有叫我跟去。我还以为到您那里去了,老战友谈谈知心话,不便叫我听见呢!他没有去,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您有什么指示能给我讲的我就记下来告诉他,要是不能对我讲,等他回来要不要请他到您那里去一趟呢?政委,如果需要保密,最好是请他到您那里去,现在阶级斗争复杂,电话不保险啊!”陈政委气得嘴唇发乌,一个字也没有说,将电话筒使劲一惯,许久没有动弹。T,xt,小,说,天,..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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