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左联成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潘汉年与筹备小组最后确定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潘汉年由夏衍等陪同实地察看了中华艺大四周环境。他们沿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至中华艺大二楼会场，连学校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检查，学校共有几个出口，分别可从哪条路出去，都—一问明，心中有数。由于会议筹备时间较长，与会人数又多，为防范国民党当局破坏，潘汉年在会场内外布置了数十名纠察队员，确保会议安全。此外他还派了4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暗中保护鲁迅先生，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便可安全护送鲁迅从后门撤离。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冯乃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先生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和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报告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的讲话全文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无疑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30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左联成立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团体纷纷建立，这一切也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在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经过和社联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
对左翼戏剧运动，潘汉年同样予以热情关注。早在筹备左联期间，潘汉年看到上海话剧舞台上活跃着不少业余剧团，吸引了一批学生、青年工人、店职员，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加强党对剧团的引导。当他得知艺术剧社首次公演需自筹经费时，立即慷慨解囊。在艺术剧社的倡）k下，上海9个话剧团体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因艺术剧社、南国社被政府当局查封禁演，戏剧运动联合会内部产生动摇，潘汉年会同郑伯奇、田汉、夏衍等专门作了研究，解散了联合会，另组“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这是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团结，也是左联、社联、剧联等文化团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潘汉年为“文总”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委、“中国反帝大同盟”党组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直至1931年调往中央特科。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虽然离开文坛，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他的短论杂文仍不时出现在《救亡日报》、《联合晚报》、《文革》等报刊上。
潘汉年自担任中央文委书记以来，团结和率领文化界党员、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扩大党对左翼文化界的影响，培育了一支浩浩荡荡、坚不可摧的文化生力军，不愧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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