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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的“好当家”(2)

  潘汉年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令人钦佩。他所住的“市长官邸”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最简单的旧家具,而且是已离沪的老房主所遗弃的旧东西,未添置像样的新家具。至于吃饭更是简单。我们3人,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半荤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心安理得,过着满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我觉得很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几十条漂亮的金鱼,他见此十分高兴,每天早晚和休息日,总在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体的适当运动,我从公安局弄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他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对鱼缸和桌球那样欢喜,可见他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周日到“百家俱乐部”去游玩一次。那里湖光山色,绿草如茵,清静安谧。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通知那些有空的局、处长,大家一起去。”我照办了。那天,二十来个终日辛苦不堪的局、处长和他一起,在那美丽景色和闲静的环境中,在翠绿的草坪上谈心、散步,观赏花木,谈笑风生,还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潘汉年在与沪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严格按党的统战政策办事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求得更好的团结。他懂得如何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一起贯彻落实党的各种政策法令,并通过他们在同行、朋友中扩大影响。他平日从不指责他们,而是用极平静的态度和言语陈述利害,启发他们自觉地纠正失误,从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取得极大的成绩。至今,这些人除了已经逝世者外,都坚定地跟着党走了几十年,成为各界的带头人或政府的高级官员。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他“右”、“跟资本家走”。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当时由于统战需要,经常召开人代会、协商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担任市府委员会的委员。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与党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共同对案件进行最后审决。每一案件都事先经过“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共同审批量刑,并送军管会秘书处政法科会审,再经三级分审定案。无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汉年最后审批。虽然要经过这许多程序,但由于都能实行“公文不过夜”而能及时送到反革命案审查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凡讨论中有少数案件被一致认为“过轻”或“过重”的,潘汉年在最后定夺时,对提得合理合法并不违反原则的,一般都接受他们的建议改判,以资更好地鼓励、团结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存在“空职”而是“实务”。其中也有斗争。本市某著名纺织集团的人事科长黄龙华,因长期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并奸淫不少求职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审查委员会讨论时,该纺织集团资方也是审查委员,建议从宽处理,引起争论。会后,我们向潘汉年汇报,他指示组织一个黄龙华罪行调查委员会,让事实说话。当委员们到厂里调查时,工人们群情激昂,许多女工们悲愤哭诉,委员们都深受教育,该资方也深受教育,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民愤大,该杀!该杀!”会后意见完全一致,执行枪决。事后,潘汉年和这位委员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似的照样和他友好往来,合作共事。

  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可是事实却相反。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他笑了一下说:“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我和他相处两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和当一名干部应有的品德。但当时我对这一评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因而未能引起重视。直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此而受到挫折,才对这一临别赠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经昭雪。汉年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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