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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九路军的谈判

  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①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

  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不久陈××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②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嘛,自问还是有的。

  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 * *

  ①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②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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