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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〇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拚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玻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四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一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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