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走进斯狄尔巴的房间，只见这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跪在地毯上，面前是一推乱七八糟包括从纸盒里散落出来的避孕套在内的东西，旁边放着一个空旅行箱。他双手捧着一个黑色塑料小瓶，见傅索安进来，姿式不变地跪着，脸色煞白地说：“傅，糟糕啦！我犯错误了！犯错误了！”
原来，昨天傅索安去斯狄尔巴那里取照相机时，他正和一个女运动员在鬼混。经傅索安提醒，他才想起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于是慌慌张张取照相机及灌药液。由于不能当着那个女运动员的面进行，斯狄尔巴就把照相机和药液拿到卫生间去操作。不料，忙乱之中他错把另一瓶用于密写的药液灌进了照相机。事后他根本不知道，直到刚才在傅索安房间里时才想起大概这方面出了差错，奔回来一检查，果不其然。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纠正这个错误，那么他回莫斯科后无疑将会被送进监狱！
傅索安听了，心里很是有点幸灾乐祸，她指着避孕套，不无嘲讽地说：“斯狄尔巴同志，你来汉城是干什么的？难道是来试验这种产品的质量的？”
斯狄尔巴转了个向，正正地对着傅索安跪下：“傅，现在只有您拯救我！看在同志的分上，您就救我一救吧！”
傅索安觉得奇怪：“我怎么救你呢？”
“麻烦你再去一趟‘东海岸大酒店’。”
傅索安吃了一惊：“再去一趟？我以什么名义去？再去采访？
不行了，他们那个领队昨天就对我说了，今天是决赛前晚，一概不接受记者采访。况且，还有两点不利因素：一是《大韩新闻报》今天根本没登载那则消息，说不定美国佬已经在怀疑了。二是根据你的指示，昨晚我从‘东海岸大酒店’回来后已经把记者证、许可证都销毁掉了，我无法再去‘采访’了！”
斯狄尔巴从地下爬起来，请傅索安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在另一张沙发上落坐，说：“只要您答应拯救我，我们总会想办法来的。现在是中午，到晚上还有8个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另外制定一个方案。”斯狄尔巴毕业于克格勃莫斯科谍报学校，受过两年特务训练，又是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目的助手之一，在谍报工作方面是有一点水平的。现在，他已经冷静下来，思维马上上了轨道。
傅索安寻思自己是受命于斯狄尔巴的，尽管眼前这起事故的责任是斯狄尔巴的，但如果有了补救措施，那她还是必须去执行的，这是克格勃的纪律。当然，再去“‘东海岸大酒店”无疑有风险，如果一旦被美国人识穿，一是挨打，二是抓进韩国的警察局，虽然死不了，但吃苦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她是不会帮斯狄尔巴想法子补救的。这样想着，她便说：“我听你的，你想出方案来，让我们研究可行性，如果行，我就去执行。”心里在说：“要想出可行的方案，看来很犯难！”
但是，补救方案竟让斯狄尔巴想出来了，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是可行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据资料提供，美国大学生男篮的那个二米〇五身高的中锋麦克尔·克赖顿——他是该队主力中的主力——的父母老麦克尔，是参加过50年代初的韩国战争的美国军人，曾在汉城美军司令部的警卫部队中当过上尉，在汉城待过三年。当时，老麦克尔还未结婚，韩国战争结束后，老麦克尔返回美国，定居费城，娶了一个女护士为妻，生下一个男孩，就是今年二十岁的麦克尔·克赖顿。斯狄尔巴根据当年美国军人在汉城驻扎时经常和韩国女人搞男女关系这一点，凭空杜撰老麦克尔也是个情种，在和一个韩国女人发生关系后，留下了一个女孩，就是傅索安——当然得另起一个韩国名字。
傅索安听斯狄尔巴眉飞色舞如此这般一说，又好气又好笑，却佩服这家伙竟想得出这么一个主意，不禁叹道：“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斯狄尔巴问：“傅，你认为这个方案怎么样？”
傅索安说：“我找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是，我觉得具体实施时难度很大。重要的一点是：麦克尔·克赖顿昨天和我见过面并且交谈过，他会认出我的。另外，即便他没认出我，我也只能对他一人采取行动，而无法对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的下手，他们三个各住一个房间。”
但斯狄尔巴对此事一旦弄不成他回到莫斯科会被送往监狱的恐惧已经把他的智慧全部调动了起来，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你可以化装了赶去，弄它一头金发，配上现成的黑眼睛、黄皮肤，正好是美国人和韩国结合而生的混血儿样子。至于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没机会下手也就算了。对苏联队威胁最大的是麦克尔·克赖顿，搞得他上不了场，苏联队准能拿冠军。好，就这样吧，傅，你准备执行！”斯狄尔巴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下跪，又摆出了上司的架式。
傅索安没有后路可走，只好点头，寻思最好是被那个巨人保镖挡道不让进，或者麦克尔·克赖顿不肯见她这个“姐姐”。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照相机已经送大使馆去了，用什么喷药液？再说，即使去拿过来，会不会被他认出来？”
事实上，斯狄尔巴根本不会去大使馆取那个间谍照相机从而暴露他这一重大失误，对此他早有打算：“不用照相机了，我待会儿去给你买假发套时顺便买一小瓶止痒水回来，就用那个瓶子喷。”
接着，他又交代了见麦克尔·克赖顿的构想：到了“东海岸大酒店”，不要上楼，就在大堂往麦克尔·克赖顿房间里打电话，让他下楼来。
如果他拒绝，就对他说：“此事关系到你父亲的名誉问题”，他肯定会下来的。只要下来，事情就好办了，聊上后提出去他房间，那时就可以下手了。
傅索安听得目瞪口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先前看上去极窝囊的家伙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灵性十足了，他能当上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头的助手，一定凭借了这股灵性。
这时已是午后1时，两人这才觉得饥饿，于是去用午餐。餐后，傅索安去熟悉老麦克尔的情况，斯狄尔巴出门购置假发套等物。
当晚8时许，傅索安披着一头金发，挎着一个精致的坤包，款款走进了“东海岸大酒店”的大堂，选了一个灯光黯淡的角落，以防止那个美国人把她认出来。她在沙发上坐下，往七楼打电话：“喂！是麦克尔·克赖顿吗？你好！请你下楼到大堂来一趟好吗？”
电话里传来对方迟疑的声音：“你是谁？”
“哦，我是你从未见过面但应当是熟悉不过的人。你下来吧，下来了一切就都明白了。”
“对不起，小姐，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下楼的。”
“咯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父亲的名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许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损失。”
麦克尔·克赖顿被说得如坠五里雾中，他作为一个刚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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