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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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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

  聂荣臻始终认为,仪器仪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环节。

  1960年1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由此证明,这样的基础工作,不得不与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上马。聂荣臻对此是早就深有体会的。

  举例说,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尚光荣。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雹特细、超纯等等。而我们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加工这样的材料。聂荣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关注这些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后来甚至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国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这个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

  “开门七件事”,特种材料向各个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

  一次开会时,刘少奇侧过身来问聂荣臻:“这几个特字,说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工作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聂荣臻回答说。

  在聂荣臻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年,聂荣臻于4月到7月,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4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00多个品种。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1.2万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工业化生产。

  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们手头太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

  “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总理是很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的每一笔经费,都是不容易的。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乱花。

  20多年后,有人不时地冒出几句搞“两弹”花了多少多少钱,“两弹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一类的话。原二机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好:“说花钱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

  为了节约试验费用,聂荣臻一再告诫研制部门,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这是聂荣臻经常说的。中国的工业落后,管理水平也落后。

  而国防工业的要求却都是高、精、尖的。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各道工序都要反反复复地几次检查。1964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去了。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这个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陈云在广州碰到聂荣臻,关切地问:“听有些同志说,我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究竟花了多少啊?”聂荣臻说了个大概数字。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有一段时间,聂荣臻见了科研单位领导人就强调文明生产。他一看见车间里挂着的大字标语,开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年代,聂荣臻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他对西方的工业管理有着实际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所以,1960年他就给中央写过《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①的报告。聂荣臻根本不允许在“两弹”研制中,有脏乱现象存在。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9页。

  由于有着一整套严格科学的科研、生产、试验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国尖端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个“核俱乐部”成员。

  1962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经济正在走出“谷底”。这时,中国的“两弹”攻关正处在关键时刻。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讲话时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 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①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在继世界各主要强国之后,争取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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