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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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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〇

  几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势头,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聂荣臻考虑到,知识分子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尽力保护他们。

  1966年6月22日,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初稿中指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夭折了。

  6月23日,聂荣臻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于、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当时,尽管聂荣臻的处境很困难,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但他一直惦念和关心着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安全。一有机会,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听说哪位科学家处境不好时,就赶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尽量设法加以保护。“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阶段时,周建人①给聂荣臻来信说: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看过信,聂荣臻立即将信批给了当时兼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于是,聂荣臻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江华也是困难重重,自身难保。这样,关于陈教授的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山东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又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聂荣臻支持。聂荣臻见信后很生气,立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就这样,把造反派的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护了成仿吾。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极其迅猛,从抄家、揪斗“牛鬼蛇神”、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到组织红卫兵、大串联、批斗老干部、冲击国家机关、冲击军事单位、发生大规模武斗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大多遭受冲击。聂荣臻个人的抗争当然无济于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

  ①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当天下午3时,戚本禹在电话中对聂办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当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聂老总一下,请他到会就行了。”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两点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造反派按照江青、陈怕达的旨意,在会上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聂荣臻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

  8月1日至12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这次会议上,经聂荣臻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文件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同时,聂荣臻还找当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请陶铸一定设法保护科技事业,保护好知识分子。陶铸深深理解聂荣臻的心情。但是这时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批斗会已风靡全国。中国科学院也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聂荣臻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要批就来批我好了。”此后,他把科学院批《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他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了下去。

  一天,云南落雪山宇宙观察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向国防科委告急,电话中说:“由于两派武斗,观察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察站可就要被毁了。”接电话的人问:“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打电话的科学家焦急地说,“‘支左’部队既不准动手,又不准动枪,阻止不住啊!”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聂荣臻请示。聂荣臻感到事不宜迟,很快要通了云南省军区领导人的电话,明确指示:“不是‘支左’,而是一定要保护。”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这个观察站被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住了。

  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聂荣臻为保护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聂荣臻的建议被会议接受,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由国防科委具体贯彻执行。

  不久,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汇报运动情况时指示:科研业务工作不能停下来,科研部门领导要抓业务。今年试验任务重,有些问题还没有底,要认真清理项目,疏通渠道。他反复要求科研人员,工作中一定不能出事故。

  江青一伙不断插手科研部门,聂荣臻多次表示了他对试验任务的担心,一再强调科研机关不能搞夺权。

  9月24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三点基本意见: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做团结工作;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将告一段落,以后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导弹工业部很多工作停下来了,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进行。

  10月下旬,聂荣臻为了主持首次核导弹试验,再次来到导弹试验基地。

  下飞机后的所见所闻,令他欣慰。6年前的11月,他来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试验时,只能乘火车到清水,再换乘基地自备的火车进入场区。沿途几乎看不到树,草也是稀稀疏疏的,漫天的黄沙使人难以睁开双眼。在风沙中,许多战士随时清理着被流沙掩埋了的铁轨。如今,飞机直飞基地,虽然还需要乘坐一段火车,但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放眼四周,在茫茫沙海里出现了片片绿洲。挺拔的白杨树,一丛丛的沙打旺,一畦畦的菜地,显出勃勃生机。越接近基地生活区,绿洲的面积也越大。这是广大指战员响应聂荣臻当年植树造林的号召,经过几年努力奋斗的结果。进入场区腹地,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建造起的一座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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